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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

时间:2021-12-13 05:30 作者:admin 点击: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从贸易竞争、产业竞争到技术竞争的演化。从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和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关系,能为当前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伴随发展阶段差异的逐渐消弭,国家间经济关系将经历从依附、合作到竞争的转型。考虑到大国经济体量、经济制度等因素,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竞争关系。当前,大国力量格局分化使得国家间竞争关系显性化,技术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期望通过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维系其产业竞争优势。而技术竞争力的实现需要依托稳定的市场空间,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因此形成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以技术安全为导向、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构成新区域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将对既有全球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DZA99)的资助。

  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多基于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国际上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适用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差异化经济政策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可循。发展阶段理论是一种以技术发展为基础、具有发展经济学意义的经验描述。当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技术竞争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间博弈、市场规模效应将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的民族主义化及与世界市场的相对割裂。对于拥有庞大经济体量的大国而言,这种互动关系超越了古典经济学一直以来遵循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理念。(1)大国为了维系本国核心技术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国家行为塑造和培育适宜技术成长的市场空间。

  发展阶段理论作为一种经验描述和概念抽象,大多是基于特定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相关学者可归为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2)随着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盛行,发展阶段理论的后续探索日渐稀缺,直到目前仍缺乏全面的理论体系构建。

  一般来说,发展阶段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基于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发展阶段分类。因此,学者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具有多个维度,包括产业结构、社会形态、文明进步和生产关系等。这些维度总体上体现了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形态“高级化”的过程,即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变迁的过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经济发展通常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原始落后状态、畜牧业状态、农业状态、农业—制造业状态和农业—制造业—商业状态。(3)这五个发展阶段的转换受到自由主义和国家力量干预的影响各不相同,李斯特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旨在论证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充分权衡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利弊,采用差异化的经济政策,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相联系,选择9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采用多国模型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指标体系。(4)该体系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制造业占比为指标,结合人均GDP变动状况,分析制造业产业类型的变迁状况。(5)钱纳里最终要论证的是,处于相应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外部投资以弥补工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和外汇“双缺口(two-gap model)”。

  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将经济成长阶段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起飞阶段、技术成熟和大众高消费阶段。(6)这一分类方式具有典型的经验总结特征,体现了技术进步驱动产业结构变迁的原理。罗斯托的发展阶段分类基于技术发展和经济结构双重维度,并且对技术成熟阶段与大众高消费阶段之间的转换进行了模糊处理。21世纪以来,受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影响,美国技术竞争力的绝对优势日益丧失,内外经济失衡问题频出,并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示出高消费发展阶段的不可持续性。后文将借鉴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的分类,分析美国技术竞争力和经济结构变化引发的政策调整行为。

  除上述学者外,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Kuznets)、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维度或基于不同的时间跨度对发展阶段进行了相应分类。库兹涅茨将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简洁地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种不同经济结构占主导的发展阶段。(7)青木昌彦以东亚地区为样本,将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阶段、政府介入阶段、库兹涅茨阶段、人力资本阶段和后人口转变发展阶段。(8)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Walther G.Hoffmann)以工业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为视角,通过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生产与资本资料生产之间的配比(“霍夫曼比例”),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消费资料生产加速阶段、生产资料生产加速阶段、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平衡阶段以及生产资料生产主导阶段(重化工业)。(9)钱纳里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六个发展阶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体现了发展阶段转化的思想,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10)此外,还有学者从文明发展程度、生产要素构成、生产与社会关系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等维度对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见表1)。尽管分类方式各异,但决定发展阶段转换的核心因素始终是技术进步。这方面的论述尤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分类为典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关系。

  发展阶段决定国家经济政策选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竞争优势差异决定了需要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政策。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阶段性特征,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大部分系指一国之内的政策实践。比如在农业社会,一国经济政策通常涉及国家调整税负及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有效性。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经济学的本义是“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以全家人的共同幸福为目的,依据一定规则对家庭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准则。后来这一理念被扩展至国家层面,被称为“公共经济学”或“经济学”。(11)对外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来的产物,其政策设计体现了一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该国的竞争优势。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设计会充分考虑到贸易平衡、本国经济体量和产业竞争力等因素。

  16—17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曾一度流行于西欧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重农学派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比重商主义晚一个世纪。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重农学派代表人物认为,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流通过程并不会使得财富总量实现增长,国家经济政策应以促进国内农业生产为导向。最初的重农学派强调纯产品理念,后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基础上引入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形成之本源,劳动分工能够提升生产效率。(12)随着对分工效率的认知不断提升,推动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逐渐转向与贸易能力相关的国内产业建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将经济发展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组合的循环流转过程。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既有模式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打破旧循环的重要外部力量,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新的循环流转。(13)一国通常会立足于本国竞争优势出台相应经济政策,通过有效的创新激励打破传统经济循环模式。罗斯托认为国家的政策构建有利于形成该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禀赋。例如,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阶段需要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充裕的资本,即10%以上的资本积累率;二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三是建立与起飞相关的经济制度,如私有产权和现代企业经营制度等。(14)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亚洲四小龙”等外向型经济体基于发展阶段的转换都曾采用过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差异化发展政策。韩国从1965年开始,在国内经贸政策领域发起税收和利率改革,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储蓄水平,使得出口导向型工业扩张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韩国政府还通过各种价格和非价格措施促进出口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发生在韩国从准工业化至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与韩国类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亦采取了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设计,比如减少进口保护、通过货币贬值使生产资源向出口部门调配、采用反出口偏好消除刺激政策等。此外,中国亦遵循相似的政策逻辑。20世纪50年代,在克服恶性通货膨胀等冲击后,中国立即着手市场自由化导向的政策改革。以1960—1961年“19条改革”最为典型,中国利用富余劳动力、开放经济制度和国际环境,积极推进出口鼓励政策,自此迈入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时代。(15)

  钱纳里还提出除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战略之外的第三种政策模式——平衡战略,以色列则是实施这一战略最为典型的国家。以色列政府通过汇率政策而非关税政策限制进口。压低本币汇率一方面有助于外资流入和填补资本缺口,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出口经济增长。但以色列对外资流入的部门选择显著区别于实行出口扩张战略的国家,进口替代受到关税等“硬举措”的影响也要显著小于出口扩张战略。(16)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色列政府逐步放弃配额制度,推动以价格控制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在强大的科技和生产制造能力支撑下,以色列的对外经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的国家通常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设计。从发展阶段角度看,这类国家尚未建立适合大规模产业成长的国内经济和制度基础。比如,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普遍采用了关税保护、外汇管制等方式限制进口,其政策实践效果具有较多的防御性色彩,对本国产业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类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政策适用可能存在两难困境,即放开外汇和关税管制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外经济失衡。比如,资源出口型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生产能力支撑,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极低。李斯特为此批判斯密的劳动分工论过度强调经济效率而忽视生产能力。事实上,纯农业国或资源输出国在与制造业强国的贸易往来中,自身处于分工关系的不利地位,导致本国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而引发经济危机。(17)

  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反复证明,只有一个国家足够强大时,才会坚持推行自由主义理念,反之则必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具有自由主义属性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别在工业完成后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快速发展,反映了英美两国在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诉求。在尚未成为世界强国以前,英国颁布《航海法》,实施严格的进口禁令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其有机会发展庞大的商船队伍,与外界开展贸易。(18)工业后,英国转而极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依靠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发达的海外殖民网络来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英国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基于其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当一国生产的商品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更符合其国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导向的经济政策设计,“华盛顿共识”的背后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支撑。

  在工业社会初期,尤其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贸易竞争时代,自由贸易使得工业化大国实现了经济繁荣。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前提,世界主要工业国崛起的过程通常也是该国产业发展强大的过程。然而,当一国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且与最先进国家之间尚存发展差距时,该国需要实施必要的商业限制政策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一方面,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本国低级制成品或原材料禀赋优势,通过交易获取相对先进的制成品或生产资料,以此建立自身产业化发展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一旦进入工业品竞争时代,国家需要创造一个稳定的产业成长环境,以缓冲外部市场对本国产业体系的冲击。李斯特援引汉莎商人与英国开展贸易的例子,提出英国通过汉莎商人建立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使得英国生产的羊毛、锡、皮革、奶油以及其他矿产品迅速增长。其中,羊毛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制造业、商业和海军力量的崛起。(19)但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差异,若任凭市场自由开放,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英国将难以阻挡来自他国贸易品的竞争,这也是英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直接原因。

  美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亦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建国初期,重商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肆行。由于持续受到来自欧洲贸易品的竞争压力,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撰写《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提出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20)共和党的前身辉格党从建党初期开始,在经济政策上遵循亨利·克莱(Henry Clay)提出的“美国制度(the American System)”,(21)旨在加强内部市场建设和保护主义导向的政策实践,以推动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发展。按照克莱的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下滑,“农业收入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以抵消……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建立在科学优势基础之上,一个培育适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22)英国工业化进程给当时美国的最大启示在于,保护本国工业能够打破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自然力的局限。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在贸易领域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强有力竞争。为维系其核心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美国采取多种政策手段来围剿欧洲和日本的核心产业体系。《1974年贸易法》将关注点从产业领域进一步拓展至技术领域,美国的政策实践随之从产业保护转向技术保护,在打击竞争对象国产业的同时实现自身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优势。与知识产权相关的“301条款”是美国在技术领域推行保护主义的直接体现。美国在半导体和信息化领域推动战略性贸易政策,培育和保护竞争性核心技术。(23)美国着力打压松下、东芝、日立、三菱、夏普和索尼等日本企业,甚至不惜低价向三星、LG、大宇、现代和台积电等日本在相关行业的竞争对手出售技术,以实现精准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目的。

  当前,美国在5G等技术领域全方位打压中国企业亦是其保护主义政策的表现。随着美国国家竞争力相对衰落以及中国核心产业技术持续提升,美国意识到其长期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不利于本国的发展利益。美国因此在技术和市场领域开始转向保护主义政策,甚至采取手段、借助盟国的市场体系对中国的企业和市场制度施加压力。这使得技术和市场保护政策不只是发生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都出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使得大国之间的竞争领域与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是国家竞争的主要要素。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的垄断以维系其产业竞争优势和实现国家利益。作为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技术竞争正成为大国经济竞争的主流范式。

  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系指把局限于某特定地域或国别的经济学理念广泛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突出特殊适用场景的普遍性。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从参与世界市场并从中广泛获益,世界主义经济学愈发显示其发展道义性,成为备受推崇的全球主流范式。实际上,世界主义理念从一开始就贯穿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魁奈以全人类发展为视角,首次提出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理念。让·沙尔·列奥纳尔·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de Sismondi)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使用的“经济学”一词同样具有世界主义属性,萨伊公开提出为了理解普遍的、自由的贸易思想,就必须想象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存在。(24)

  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念通常由欧美大国主导,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念从一开始就被大国驱动的“世界主义”所狭义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滞后,欧美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先发性,欧美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具有先入为主的特征。而处于后发阶段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或制度话语权,因此成为大国发展理念的长期追随者。一旦某种思想理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除非出现体系性反思,否则将很难撼动其作为主流价值理念的社会影响力。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世界主义经济学成为一种“普遍理念”,其理论架构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工具推动了研究科学化,提升了学科的话语权优势(尽管科学主义方的过度使用也使其愈发脱离真实世界)。

  世界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大国推动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尽管世界主义经济学始终在回避国家和国家理论,但在现实世界中国家理论体系要比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更大。私人部门的有序发展建立在保障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一国内部的市场行为体需要借助国家提供安全和其他机制保障,以实现经济活动的平稳有序运行。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忽略了国家在制度等公品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将国家作用局限于国防、以及法律等领域。(25)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推翻了世界主义经济学普遍性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有组织的人类利益集团”,阶级利益位于国家利益之上,因而也是自私的。国家因解决不同群体利益冲突而出现,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李斯特认为国家的分割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天然的背离,除非全球出现统一的实体,否则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只是代表英国利益的国家经济学而已。(26)

  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过程,强调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世界主义经济学面前,任何具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特征的经济学理论都被认为带有色彩或偏见。实际上,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在古典哲学层面,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国家观深刻地反驳了个人自由的有限性,强调国家的整体性是调和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关系的重要规制力。他认为国家是站在自然生命之上的神物,拥有明确的伦理追求,因此人类必须虔诚地对其服从。(27)沿袭黑格尔的论证逻辑,相关经济学家开始对世界主义经济学发起挑战。亚当·米勒(Adam H.Muller)首先开始对世界主义经济学进行责难,他本人崇尚国家利益,否认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的个人利益,同时提出标榜世界主义的经济学背后往往是国家主义。(28)

  技术进步是国家竞争力维系的核心因素,关键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已成为大国间竞争的核心。当今国际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到因素的影响,大国对经济和产业安全的关注已超越对贸易收益的关注。国家间的本质在于通过谋求权力获取相关利益。在权力斗争中,国家需要通过权力的维持、增加或显示,实现不同时期的特定利益。(29)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国家需要升级不利的生产要素以提升其竞争力。技术可以改变不利的生产要素,知识和人力资本则具有典型的技术属性。(30)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步入技术成熟发展阶段,尤其是大国之间发展阶段差异的消弭,高端技术竞争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

  追求以核心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产业成长是当前发达国家的通行政策。一国经济政策需要从竞争力维系出发,培育与国家发展定位相关的技术产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及其配套政策,旨在实现从服务业主导的现代化社会到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再转型,以此推动经济的内外均衡和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成长是一个融合市场和因素的复杂议题,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需要以相应的市场空间为支撑。国家经济政策立足于技术的产业转化,在政策实践中注重有效市场空间的塑造。当前世界的技术竞争愈发受到大国的驱动,发达经济体市场保护的领域和适用依据都出现相应变革。在国家间的影响下,技术竞争和市场保护正成为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将对未来的国际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推动世界经济朝向更加保守的方向发展。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市场经济理论都强调分工效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产业纵向分工推动了分工效率的提升。(31)然而,产业链分工在提升世界增长效率的同时并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间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使得国家间通过重构跨国公司产业链实现技术和市场保护的“双螺旋效应”。对先进技术领域的长期垄断是西方世界维系其未来国家竞争力及其跨国公司利润的重要保障,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对于技术外流导致的竞争力下滑都备感担忧。以技术管制或为由对跨国公司生产进行规制是发达国家惯用的政策手法,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实体清单、“长臂管辖”等政策限制其他国家企业的经营行为。近年来,在高端技术研发和生产领域,西方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指责从未停歇。西方国家还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投资回流,通过产业链“本土化”实现对核心技术和重点生产环节的垄断。受国际因素影响,大型跨国企业在海外产业链布局时不得不尽可能地分散风险。

  对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大国而言,巨大的市场体量参与国际分工很可能改变世界市场格局。因此,大国参与世界经济不再仅仅是分工效率的问题,还涉及复杂的国际因素和经济安全问题。保护主义可能诱发相关国家实施对等的报复政策,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防范和市场封锁将对世界市场产生显著的割裂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联、欧洲和日本的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产业和核心技术保护的理念。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和贸易禁运,致使苏联等国在技术发展上与其他地区长期割裂。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关系出现紧张,对中国而言,即便相关技术产品短期内不存在断供风险,但企业仍倾向于从中长期视角思考生产成本和收益问题。(32)出于产业安全的担忧和应对外部市场技术垄断的需要,中国企业应增加研发投入,自主研发“卡脖子”技术,不断提升产品自主供给能力。

  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发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国家间技术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合作甚至技术依附,只有处于相似发展阶段且达到一定经济体量的大国之间才可能产生国家主义导向的技术竞争。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始终以该国竞争力为依据,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该国推行相应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工业化时代以来,国家间经济竞争总体上经历了从贸易竞争到产业竞争再到技术竞争的发展演化。贸易竞争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初始形态,也是主流形态;产业竞争是贸易竞争的高级阶段;技术竞争则是产业竞争的延伸,是具有相似市场体量的贸易大国之间出于经济安全和国际等因素而发生的经济竞争。

  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17世纪,贸易失衡问题已成为国家间经济甚至关系的核心关切,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史体现了西方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关系。时至今日,贸易竞争在诸多国际经济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竞争作为贸易竞争的拓展,是民族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初始领域。(31)在吸取重商主义的教训后,主要工业国开始关注本国的产业竞争力问题。比如,工业化早期的美国在应对欧洲强大的工业品竞争时,具有民族主义属性的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很大程度上催生和推动了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有力推动了美国内向型的工业化发展。(34)

  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本质上是一种产业链顶端的发展主导权之争,这种技术竞争仅发生在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而在存在明显发展阶段差异的国家之间,发生直接技术竞争的概率很低。由于技术层面存在显著的“代差”,这些国家通常以合作者、受援者和依附者的姿态出现。从劳动分工角度分析,处于技术领先阶段的大国通常占据价值链条的顶端,而弱小国家大多占据分工体系的底端。但随着二者发展阶段差异的消弭,这种分工关系可能被打破,技术合作关系也因此可能发生转换。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即是技术依附—技术合作—技术竞争转换的典型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欧洲和日本从废墟中重新起步,而美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二者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相互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援助在这段时期内占据主流。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德国和日本在汽车、钢铁和电子等领域对美国形成全方位冲击,美国与欧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转向贸易竞争和产业竞争,技术领域的关系也从合作转向对抗,知识产权方面的贸易争端层出不穷。

  中美经济关系亦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尚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美国对华主要以技术合作和技术援助为主。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尽管中美贸易平衡发生实质性改变,但美国始终在产业和技术领域处于领先,中美之间仍以技术合作为主。然而,随着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明显缩小,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开始转向,从最初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不力,发展到公开狙击“中国制造2025”。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始终存在着关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争论,西方国家在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向来具有色彩,比如美国反复质疑中国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和市场公平等问题,(35)因素正成为技术竞争的重要推手。

  历史上,同时满足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和具有相似经济体量这两大条件的情形相对较少。由于世界大国的崛起存在一定的时空错位,在同一时期处于相同竞争水平的大国相对较少。在殖民时代,最先崛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依靠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获得来自殖民地的财富。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发展较为滞后,流入的大量金银未能有效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其大国地位反而被荷兰取代。工业后,英国后来居上,依靠其强大的国内工业生产能力以及海外市场开拓一跃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大国。其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亦体现了不同阶段的时空错位关系。即便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经济体量因素,彼此间发生具有大国对抗特征的技术竞争的情形也较为罕见。对于中小规模经济体而言,即便在相关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但因其经济体量的局限仍只能成为大国主导的产业体系中的一环,而难以对大国构成经济或层面的安全冲击。

  主要大国围绕核心产业技术展开竞争,推动世界市场的区域割裂和国际生产体系的“脱钩”效应。维系技术竞争力需要特定的市场空间,国家通过扩大区域市场及对域外市场实施排他性竞争政策,实现对本国核心产业技术的保护。这种基于技术保护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新区域化发展模式给全球化进程带来重大挑战,是全球化进程碎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当前,美国出于技术保护需要推行的区域化政策可能导致世界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割裂,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自身的发展战略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影响。

  技术民族主义最初是指技术发展用以满足一国的军事安全或经济发展的需要。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J.Samuels)从区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角度出发,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推行的“富国强兵”等军事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提出日本的技术创新在满足军事安全需要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生产领域的竞争力提升。(3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事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技术民族主义仍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逻辑。日本在战后将概念泛化并与军事能力剥离,将技术竞争力特别是核心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视为维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37)

  技术作为一种全球生产要素,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于冷战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技术民族主义一度达到历史顶点。除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技术封锁外,20世纪70—80年代美日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的贸易摩擦是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冲突的主要表现。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民族主义总体有所缓和。(38)随着传统军事安全色彩的淡化,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一国经济安全或国家竞争力的联系日益紧密,主要表现为摆脱国际技术制裁或技术依赖、因贸易摩擦引发技术竞争问题等。(39)21世纪以来,技术民族主义演变为一种基于核心技术成长的产业政策,即通过培育尖端技术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绝对竞争优势。(40)随着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技术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一个国际热议的话题。

  随着中美发展差距日益缩小,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两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使得中美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对峙日益白热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的首要经济挑战在于实体产业缺位所引发的发展失衡问题。罗斯托提出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进入大众高消费发展阶段。罗斯托认为处于大众高消费发展阶段的国家追求国外影响力、国内高福利政策和高消费水平等目标,这些目标在当前形势下均都被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41)发展失衡成为特朗普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加征进口关税的直接原因,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和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打压是美国内外政策调整的标志。

  技术民族主义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巨大的市场体量决定了二者经济和竞争的长期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从依附到并立再到走向竞争。这种关系转变诱发美国对中国政策和战略进行系统性调整,其背后是国家间的利益竞争关系的实质改变。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逐步将贸易领域的竞争引入技术领域,采用技术手段打压中国科技公司。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分批次将中国企业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列入美国企业应予以谨慎考虑的“未经核实”实体的“危险名单”,名单上的机构主要涉及汽车技术、电子、精密光学、液晶材料和机床等与美国竞争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技术领域。美国以“技术窃取”“知识产权侵犯”为借口,对华为和中信等通信企业实施极度施压,对微信、TikTok等应用程序进行。

  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其任内首份《美国战略》报告,首次将经济安全置于的突出位置。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将中美经济关系带入竞争时代。(42)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的,美国国会和智库机构也普遍相信中国“窃取”美国核心技术。(43)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高科技行业,推动美国企业回流,限制技术类产品出口,甚至对使用美国技术的第三国进行“长臂管辖”。随着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进步,美国政府开始担忧来自中国技术的安全威胁。(44)美国政府干预中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限制中国留美人员签证,游说美国盟友禁止使用中国的5G通信技术。这些政策对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产生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

  技术成长需要特定市场空间,依赖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实现技术产业化,同时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延缓外部冲击和获取垄断性收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集体反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对外战略方向。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采取市场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其本质是追求本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技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政策有助于实现市场规模整合,除内部市场整合外,还可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区域市场。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出于技术成长和避免技术外溢风险所进行的区域化政策设计是驱动新型区域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一区域化发展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产物,本文将其定义为新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相对于传统区域主义而言仍是一个未予严格定义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个纳入社会、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新兴领域的发展系统,主要解决传统安全、贸易因素以外的诸多发展问题,如环境和区域水资源治理等。(45)本文从技术民族主义出发,将旨在维系技术竞争力的区域化整合界定为新区域主义,将其作为理解当前全球化进程发展困境的重要维度。在传统区域主义范式下,经济合作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相关国家之间的联合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安全因素的影响。(46)传统的区域化发展主要围绕促进区域内贸易展开,合作领域集中在与区域一体化相关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方面。

  与传统区域合作相比,新区域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动力机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有别于以实现国际分工效率和共同安全为目标的传统区域化模式,新区域主义通常是应对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国家之间的联合,其合作领域更具有全方位和多元性特征。(47)若置于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新区域主义更适宜扮演介于二者之间的居中角色。新区域主义是一国保护主义超越本国国界的表现形式,或是区域内国家出于共同需求实施的一种区域排他机制。技术产业化需以一定的规模化应用和市场保护为支撑,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能够打破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发展困局,解决投入产出的成本平衡问题。而市场规模效应的有效发挥需要推动市场空间的整合,大国主导的制度合作是实现区域市场拓展和规模经济的重要路径。

  在美国的影响和施压下,英国亦推出具有技术民族主义导向的泛区域合作计划,拟组建由七国集团(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共10个“国家”组成的“合作伙伴俱乐部(D10)”。D10计划建立5G及其他技术设备的供应网络,各成员国在俱乐部内进行相关技术合作,对外实施严格的技术保护。(48)D10是一个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尽管尚处于构想阶段,但很可能推动这些国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实际上,D10的设想最早由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提出,该机构鼓吹“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能够有效规避技术发展引发的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加之发展失衡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西方国家对华偏见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D10仅计划在5G通信技术领域排斥中国,但未来或将拓展至更广的技术应用领域,从而加剧与技术保护相关的区域或泛区域化发展势头。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出现了对中国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排斥,是技术民族主义区域合作的早期版本。尽管TPP最终未能实施,但随着美国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强,协议中的限制举措被纳入该国的其他双边或区域合作协定。2018年签署的美墨加协定(USMCA)第32条亦称为“毒丸条款”,该条款要求相关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条约时,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条约,并以缔约方之间的协议来取而代之。美国试图将这一条款逐步拓展至与英国、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的贸易协定中,以实现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挤。(49)美国认为中国“利用国家力量窃取美国技术”,在吸引外来投资过程中采取“歧视性技术授权实践(discriminatory technology licensing practices)”扰乱竞争秩序,导致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受损。(50)美国在既有贸易协定基础上强制加入“毒丸条款”,旨在降低本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溢出,在区域内部和协调国之间实现经济循环和产业化应用。

  区域化与全球化向来是一组辩证关系,二者并行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交叉替换的钟摆关系。区域化是国家的一种政策选择,直接体现相关国家的发展利益。相比全球化,区域化发展往往更具优先性,很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深度和广度远远高于经济全球化。(51)当前因国际因素诱发区域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以全球化退潮为代价。按照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经济学家的论点,只有世界市场才能算最优市场规模,而自我保护的区域化市场充其量是次优选择。区域化一旦成为一种化的手段,全球化发展的轨道和路径将发生实质性变化。2017年《美国战略》报告从大国角度定义“美国优先”,美国自战后以来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发生重大变化,(52)国际的目的性再一次压制了世界经济的手段性。(53)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推动全球化的态度都取决于其相对实力的变化。作为上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引领者,(54)美国国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采取了保守主义政策,其原因在于本国的核心技术和产业竞争力出现相对衰落。以技术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新区域合作是一国重要的政策手段,目的在于确保在相对可控的市场空间内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竞争地位。这种新区域合作对其他大国而言具有显著的对抗性,对全球化进程亦具有抑制效应。美国政策走向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其政策将因竞争力相对衰落趋向保护主义。(55)从人类进入大航海时始,几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或衰落都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而技术的发展需要依赖市场空间的支撑。

  美国的政策调整不仅将削弱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基础,其敌视性的保护主义行为还可能诱发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制。当前的全球技术发展格局是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技术分工体系。由于技术市场的特殊性,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过度保护特别是对华技术封锁会推动中美技术研发的割裂,最终导致两国技术发展出现脱钩。短期内,中国技术发展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既有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国际科研合作体系,但随着中国塑造外部经济空间的能力不断增强,相关技术应用的市场空间和规模将进一步拓展,推动着既有国际技术格局的改变。一般而言,新技术市场分工体系的形成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在新分工体系形成的同时,新的全球经济和生产空间格局也随之形成。从中长期看来,中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将推动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性或领域性技术分工网络,以应对美国可能的技术保护甚至封锁。

  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在市场空间布局上将更加注重国内市场潜能的有效激发,完善内部市场建设和产业布局,提升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56)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产业链稳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议题,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旨在突出国内大市场建设的主体性,实现内部产业链的体系化建设。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国际市场循环以国内市场循环为主导和源头,国内巨型市场规模能够实现分工的经济性。通过发挥市场体量优势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进而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并向外部市场空间分工布局的发展路径。以国内市场主体为基础实现市场空间的向外拓展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国内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增长效率和质量。(57)

  从产业链稳定和物流衔接成本的角度看,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正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网络联系。这些区域以中小规模经济体为主,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需求,经济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合作的敏感性相对较低。上述区域作为内外循环的地理空间载体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随着区域内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的不断完善,还将持续激发和形成供应链的成本优势。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物流和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随着中国与东南亚陆路运输体系的完善,区域内生产分工布局和市场一体化整合水平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欧亚区域内铁路网络的运输成本优势正逐步显现,中国与广阔的亚欧内陆地区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则始终是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在高科技领域,中欧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与市场的地理空间错位有助于消弭层面的敏感性和潜在冲突。鉴于中欧合作的敏感性要明显低于中美合作,构建一个有效整合的欧亚区域市场将有助于双方新兴技术的产业化。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关系从最初商品领域的贸易竞争发展到产业竞争,再到当前以技术保护为导向的产业竞争,技术竞争正成为大国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和主流发展范式。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依赖稳定的市场空间,技术民族主义与市场保护主义形成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导致出现以技术和产业保护为导向的新区域主义政策实践,进而驱动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

  从历史发展大势看,区域合作是全球化进程的垫脚石(stepping-stones)而非绊脚石(stumbling-blocks)。(58)然而,鉴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供给始终由大国主导,拓展和保护相应市场空间的最有效方式是大国通过权力实现市场规模的整合,大国主导的、技术民族主义驱动的新区域主义因此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阻碍力量。当前,美国因素是新区域主义发展和全球化变革的主要变量。随着中美竞争关系的日益显性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亦将在中短期内影响世界市场格局和未来全球化的形态。

  (2)历史学派通常系指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盛行起来的经济学流派,该学派注重从历史视角研究经济学,反对数学化的推理分析。其代表人物为威廉·罗雪尔、卡尔·克尼斯和布鲁诺·希勒德布兰等。19世纪70年代后,新历史学派在历史学派基础上纳入国民经济概念,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派的理论内涵。

  (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邱伟立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66-173页。

  (4)霍利斯·钱纳里等著,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8页。

  (6)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党宣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7)西蒙·库兹涅茨著,戴睿、易诚译:《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8)青木昌彦:《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及中日制度演化》,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6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12)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20、253-262、383-395页。

  (13)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75、85-87页。

  (23)尹小平、崔岩:《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干预——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视角的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1期,第8-12页。

  (24)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16页、第22-24页。

  (25)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04页。

  (29)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76-81页。

  (30)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等译:《国家竞争优势》(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404、432页。

  (31)杨蕙馨等:《产业链纵向关系与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9期,第14-22页。

  (33)民族主义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立,是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经济学说。一般认为,李斯特是民族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因此民族主义经济学也被称为“李斯特主义”。参见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第101-109页。

  (34)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第3-4页。

  (51)伍贻康:《国家、区域化和全球化》,载《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第23-24页。

  (53)张宇燕:《全球化、区域化和平行体系》,载《世界经济与》,2020年第1期,第1页。

  (54)张毅君:《全球化与多极化、单极化、美国化》,载《世界经济与》,2000年第12期,第5-10页。

  (56)刘志彪、凌永辉:《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访问时间:2020年9月28日。

  (57)王玉柱:《生产要素组合优化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和改革路径》,载《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第40-48页。欧洲杯买球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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